4月11-14日，英国爱丁堡大学著名宗教学教授、苏格兰人文科学院院士、《剑桥基督教会史》第7卷主编布朗教授应邀来公司做讲座。

讲座共分三讲。第一讲的主题是宗教与“新科学”。讲座论述了当时兴起的自然哲学、科学方法和看待自然世界的新视角如何颠覆了人们长期以来从宗教角度出发对宇宙形成的认知，并且又如何促进了揭示自然世界的新方法。从此之后就发生了一种变化，人们不再为追求灵性的智慧而思考自然世界，而是转向对自然法则的系统研究，为的是找到有用的知识来促进世界的改造。而“新科学”开始审视基督教的宇宙观以及教会的影响力与权威。

第二讲的主题是启蒙与宗教。三十年战争、新科学的出现、对人类理性的信心等促成了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的兴起。启蒙思想家对理性充满了信心，认为理性和科学的方法足以让人类获得真理。不过，布朗教授强调启蒙运动并不一定反对当时仍占主流的基督教，当时大多数启蒙思想家都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并且认同一种合理的、温和的基督教。他们试图在理性与启示、自然中的上帝与《圣经》中的上帝、知识与信仰之间走一条“中间路线”。有些思想家如洛克致力于把基督教变得更具合理性、更温和和更少独断和不宽容；有些思想家如约翰・托兰德，安东尼・科林斯和马修・廷德尔主张以哲学的方式诠释《圣经》，去除《圣经》中的那些违背理性的奥秘、奇迹、启示和故事；在18世纪中叶，一些大胆的思想家如伏尔泰、休谟甚至质疑自然宗教和自然神论，怀疑宇宙中是否存在着一个设计者上帝；而卢梭等思想家回应了上述怀疑论，将宗教建立在人类情感而不是理性的基础之上，他们不是到自然中寻找外在的证据，而是到信徒的心中去寻找内在的证据。这种对宗教情感的强调将在充满暴力和动乱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导致基督教的重新觉醒。

第三讲是基督教的觉醒运动。尽管基督教遭到了启蒙思想的严峻挑战，经受了法国大革命的严重破坏，但是拿破仑的连年征战却见证了整个欧洲基督教信仰的复兴，标志着基督宗教的“伟大世纪”的开端。布朗教授分析了这种现象及其诸多原因：大革命在欧洲唤起的兴奋、恐惧和希望有利于宗教的活跃；在面对基督教所遭受的空前冲击以及史无前例的社会政治大动荡时，很多欧洲人在《圣经》中寻求慰藉，在《圣经》的预言中寻找事件背后的意义；在德国，敬虔派在革命和入侵的巨变中选择接受先知的教诲；面对当时的政治巨变，有些浪漫主义者在基督教，特别是中世纪基督教中寻找寄托；面对法国入侵者，被占领地的教士打着上帝旗号发起了抵抗运动，基督教与新兴的民族主义狂热联系在一起。总之，在1815年的欧洲，基督宗教又重新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