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四书通识》（中华经典通识）

作者：郭齐勇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24年1月

/  作者简介  /

郭齐勇，湖北武汉人，1947 年生，策略冠军论坛与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主席。2006 年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2017 年被评为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2019 年被评为儒学大家。曾任冠军论坛策略网人文学院经理、策略冠军论坛经理，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等。

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通史》（先秦卷）、《中国儒学之精神》、《儒学与现代化的新探讨》、《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中国哲学的特色》、《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国人的智慧》、《中国思想的创造性转化》、《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熊十力哲学研究》等。

/  内容简介 /

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也是中华文化的宝典，是中国人传统价值观的主要源泉。然而关于四书内容以及四书形成的缘由，为什么朱熹以后四书能享受如此尊荣，甚至于地位不亚于五经，这些问题非深入其中、精研有得者，不足以解答。郭齐勇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儒学研究专家。本书是他多年来讲解和研究四书的结晶，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四书的合适门径。

本书从“今天我们为何要读四书”讲起，阐述四书的意义、四书形成的缘由、朱熹诠释的特点以及四书的学问性质。正文按照朱熹倡导的阅读步骤，依次对《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进行导读。结语部分讨论了四书与“四书学”的沿革及其现代意义。读此一书，便可对四书的内容体系有完整而有机的认知，从而了解中国人的精神家底。

/  前  言  /

今天我们为何要读四书

四书五经是我国最重要的经典。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主要汇集于或者说来自四书五经。学好四书是走进五经的门径、阶梯。

四书或称“四子”，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也是中华文化的宝典。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无疑也是经典，是宋代人注疏、诠释四书的集大成者，影响了东亚七八百年。

一、四书的意义

四书之于中国，如同《吠陀经》或《奥义书》之于印度、《古兰经》之于阿拉伯、《新约》《旧约》之于西方。四书，特别是《论语》，就是中国人的圣经，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源头。

四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做事的。大多数中国人接受了四书的影响，才知道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力量、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宋代张载（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也是他对儒学精义的概括。按照梁启超先生的说法，《论语》《孟子》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于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们既然作为这社会的一份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产生隔阂。四书表达了中国人的人生信仰与思想智慧。

中国台湾的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讲，以儒家文化为基底的中国文化其实是形塑中国人心理和行为的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有的学者、作家告诉我们，他们的人生观是在十三岁上中学后的几年间，通过必修的《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内容即是四书），接受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等基本价值理念之后，就奠定了下来的。这些价值观在不少人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地起着作用，乃至成为精神生命的主脉、做人做事的准则。我们周围很多人，也是以孔仁孟义、气节人格来滋润生命，从而面对现实、立身行世的。我也有类似的生命体验。其实，四书所讲的，正是我们平凡的老百姓真正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

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族群，作为其文化土壤或社会文化背景的有两个东西，一个叫“文化认同”，一个叫“伦理共识”。所谓“文化认同”或者叫“民族文化的自我身份认同”，解决的是“我是谁”“我来自哪里”的问题，是个体所归属的民族文化基本身份的自我定位，是精神信仰的归乡与故园。所谓“伦理共识”，其实是在民众中的一个隐性的，然而又具有约束力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对待家庭与社会的方式及终极信念的共同点。一个社会、一个族群的生活如果没有“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不免会遭受脱序的危险，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健康的现代化，健康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建设。

实际上，健康的现代化，健康的法治社会、工商社会的建构，不能不依赖于“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而四书，正是孕育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的基本经典，其中所讲的道理，例如五常“仁”“义”“礼”“智”“信”，四维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就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一直到今天还活生生地扎根在老百姓的心中，继续为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复兴起着积极的作用。人类文明的经典，可以调治现代的生活；中国传统经典如儒家的四书五经，道家的《老子》《庄子》，佛家的《六祖坛经》《心经》等，同样有调治的作用。

钱穆（宾四）先生说，中国文化史上有两位伟人，地位越出其他人之上，前古是孔子，近古是朱子。钱先生的这个说法是很有根据的。朱子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积极入世、关怀百姓疾苦的有为的政治家。其实真正的儒家，从来都是“内圣外王”相一致的。“内圣”指心性修养，“外王”指建功立业。没有所谓一心只研究“心性论”或只修身养性的儒家，或是一心参与政治事务的“政治儒学”。这两者分化了就不是儒学或儒家了。儒家中人对“内圣”与“外王”或者因客观条件限制而有所偏重，但绝不会偏废其中任何一方。现代人也是这样，我们修养身心，同时担负着一定的公共事务，有一定的社会职责，仍然是德与业的并进。

二、四书的缘由

《论语》是孔子的不同弟子和再传弟子对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之记载的汇集，并非成于一人一时。大约在春秋末期，弟子们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记载下来；通过口耳相传，再传弟子把孔子的言行追记下来；后人编纂成不同的简策（篇章）。大约在战国早期就有了汇集本。传至汉朝，至少有了鲁、齐、古文三种汇编本。今传本源于西汉末年张禹融合的鲁、齐《论语》本。《论语》记载了孔子与弟子或当时的政治家、学者们的对话，平易亲切，恬淡中寓意深长。

近年湖北省荆州博物馆发掘、整理出楚简《论语》，拟名为《孔子曰》，与安徽大学收藏的楚简《仲尼曰》相近，估计是战国中期在南方流传的《论语》。

《论语》不是一整套思想体系或伦理教条，多半是师生共同讨论，体验天道、人事的真实记录。它是儒家经典之一，东汉时被列入经部，在汉至唐代是妇女、学童的启蒙读本。《论语》是我国第一重要的书，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立身行世的教科书。

《大学》是《礼记》（《小戴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二篇，作者已无可考，很有可能出于孔门曾子（曾参）及其弟子。唐代韩愈《原道》引用了《大学》，弟子李翱开始阐发《大学》的“格物致知”论。宋以前没有单篇别行之本，宋仁宗于天圣八年（1030）曾将单行本赐予新第进士王拱辰等。司马光著《中庸大学广义》一卷，《大学》《中庸》并称别出。程颢、程颐兄弟表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以此作为上达六经的法门，又称《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

据程朱的解释，古代王公贵族至普通庶民的俊秀子弟，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小学学习待人接物之礼，大学则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学》之理兼通内外，内则详说修身的步骤，外则讲明做人的规模，是初学者的入门书。先学《大学》，以明学习的次序，其要点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养工夫。格物的重心在即物穷理，诚意的重心在毋自欺、慎其独。《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后才知人性之善。

《中庸》是《礼记》（《小戴礼记》）中的第三十一篇，但单篇别出，由来已久。《中庸》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其文句虽在汉代有人增删，然其思想是子思的则毫无疑问。班固《汉书·艺文志》载有《中庸说》两篇，受到历代朝野的重视。唐代李翱的《复性书》，最早发掘了《中庸》的性命之学的价值。宋儒周敦颐等进一步阐发了《中庸》的形上学与心性论。邢昺向宋真宗陈述《中庸》大义，为真宗采纳。宋仁宗以《中庸》赐进士。范仲淹授《中庸》于张载，启导张载入圣人之室。二程夫子表章《中庸》，与《大学》《论语》《孟子》并行。程颐认为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为一理。

《中庸》重在揭示人心、道心的区别，人心生于形气之私，道心源于性命之正。该书讲天命、率性，即是讲道心，所谓“择善固执”，即“惟精惟一”之道；所谓“君子时中”，即是执中的意思；所谓“率性”，只是循天理而已。

《孟子》一书主要是孟子自著，或者是其高弟记录孟子言行，孟子晚年加以整理而成。《孟子》七篇的注有汉代赵岐的《孟子章句》。《汉书·艺文志》虽将《孟子》放在诸子类，但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它是辅翼“经书”的“传”。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赵岐尊孟子为“亚圣”，把《论语》《孟子》并列，王充也把《孟子》看为“传”。中唐以后韩愈的《原道》提出儒家道统说。五代后蜀主孟昶将包括《孟子》在内的十一经刻石，宋太宗又加以翻刻。自此《孟子》被列入经书。北宋第一流的学者与政治家孙复、石介、欧阳修、王安石等，响应韩愈的道统说，尊崇孟子，重振儒学的工作遂为士子所认同。到二程时，已将《论语》《孟子》并提，其地位已凌驾于六经之上。

《孟子》一书，主要是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求其放心。韩愈说：“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四书章句集注》）

自宋代（特别是南宋）以来，四书地位大大提高。元至清代，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

我们认为，原来分别刊行的《论语》《孟子》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之所以慢慢结集成为四书，有文化的原因与社会的原因。

先说文化的原因。面对佛学、道教的挑战而重建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是四书形成的文化原因。经过历史上外在的排佛和形式的模仿，至宋代，士人开始积极地、内在地吸收、消化、扬弃佛学，也吸收本土的道教，重建适合中国大群人生的精神系统，包括哲学的宇宙观、形上学、心性论。宋代真正实现了儒释道三教的融合，特别是以历史实践证明最适合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为主体的融合。宋元明清是“道学”或“理学”作为精神世界的时期。其兴起，正是中国知识人面临政治、民族危机，特别是外来文化思想的严重挑战而产生的一种“文化自觉”。

自唐代韩愈开始，至宋初三先生（石介、胡瑗、孙复）、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直到南宋朱子，可以说是数代知识人重塑中国人的终极信念与价值系统，从高的层次与水平上回归中国人的精神源头，即回归“六经”、孟子、孔子、周公的过程。朱子与同时代的学者（吕祖谦、陆氏兄弟、陈亮等）间的辩论，朱子之后的阳明学及明代的其他心学、气学诸论，乃至明末清初大儒的反省等，尽管异彩纷呈，创见迭出，派系繁复，争论不休，然合而观之，其所同大于所异，深论细节千差万别，而总体上莫不仍旧环绕着一个中心而展开，这个中心就是对佛道二教作内在性的批评、扬弃、消化，重建中国人自己的宇宙论与本体论，解决中国人的精神归宿问题（信念、信仰、终极性等）及超越追求与现实关怀的关系问题。宋明理学（道学）重建了宇宙论、本体论和心性修养论，重建了道德形上学的体系。这一时期的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最大贡献是抽象程度很高，不仅讨论宇宙自然的发生与发展，而且进一步讨论天地万物的根据、本原和普遍规律等形而上的问题，包括人的终极关怀问题。

再说社会的原因。唐代以后中国社会的转型，是四书形成的社会原因。宋代与唐代及以前时代的区别，在于宋代开始了平民化的过程，传统社会贵族与庶民二元对立的结构开始解体。宋代的经济水平、城市规模与文化繁荣的程度，都是当时在地球其他地域生存的民族所无法企及的。那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观！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解体之后的平民化的社会，需要凝聚中华各民族，特别是平民所能接受的精神性的，蕴含社会理想、做人之道与终极信仰的文本或经典。于是，唐代及此前上层社会人士诵习的五经，逐步让位于平民诵习的四书。这个过程比较漫长。四书当然不可能取代五经，宋代以后，士子有关五经乃至十三经的研究仍然代不乏人，颇多创构，然而从整个社会文化来看，四书已成为家传户诵之学，成为朝野、城乡文化的主流。

四书与“四书学”是因社会民间的需要应运而生的，是文化下移的产物。孔子是中国知识人第一次文化下移工作的代表，把王官之学下移民间，开创私学，删修六经，在士子中开启经典整理与诠释的传统。朱子是中国知识人第二次文化下移工作的代表，讲学民间，注释四书，在社会大群中开启四书的新传统。借用今天的话来说，点击率高的关键词，宋以前是“周孔”（或“孔颜”）与五经，宋以后则是“孔孟”与四书。这也是钱穆先生说过的。北宋确有扩大经学范围和重新注释经书的文化运动，于是有了四书的形成与流行。

三、朱子的诠释

朱子穷其一生为《大学》《中庸》作章句，为《论语》《孟子》作集注，用功甚勤，修改不辍，四十余年，“改犹未了”，直到临终前三日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真是做到了“毕力钻研，死而后已”。

2003年上半年我在日本关西大学访学。5月27日，我与内子曾到大阪市立美术馆参观流失海外的中国书法展览，乃美国、日本收藏的书法精品，有一些是我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都未曾见到的珍品，如王右军的《行穰帖》等。有一件珍品尤其使我流连忘返，那就是京都国立博物馆藏朱子行书《论语集注》残稿，是一位日本人1914年在北京文物市场上买到的。展出的是《论语·颜渊》部分，写于南宋淳熙四年（1177）。我与内子在这一珍贵文物前伫立良久。全部展览看完后，我们又回过头来再次行注目礼。此次展出的朱子墨宝，还有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的朱子草书尺牍（3件合）等。

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特点是，以洗练的文字，逐句解释四书之难点、要点，先注音，再释典故、人物，包括难字难句，接着解释其义理。应该说，朱子仍是以训诂为主，以疏通文字为主。《四书章句集注》有关义理的解释也不全然是宋代理学家的看法，他首先还是讲通行的看法，就先秦儒学的基本知识与道德义理加以阐发，特别是在疑难处，遇到一些范畴与关键词，遇到一些与汉至唐代儒家不同的看法，遇到特别方便发挥宋儒观点的地方，他或引用二程及其员工或他人的看法，或自己直截加以解释。在引用了前人或当时人的看法后，如不需再说则不说，如需要加以抉择判断，则加“愚按”“愚谓”予以判定，或者留有余地。在章节之末，以“此一节”“此章言”“此言”云云，加以总结。需提醒读者注意上下文相互关联处，也特别加以说明。除哲学名词和特别便于发挥处的义理是宋人的或朱子个人的理解外，一般说来，全书注释大体上是公共性的知识，故而这是非常精要、深刻而难以替代的四书教材。朱子的员工李性传说此书“训释最精”，是非常确当的。当然，清代以来有了其他的训释四书的著作，如焦循的《孟子正义》，刘宝楠、刘恭冕父子的《论语正义》，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杨树达的《论语疏证》等，在训诂上更加完备、准确，但仍然无法代替朱子的这部著作。读者不妨参读。朱子的这部著作无疑是宋代人四书学的集大成者，朱子把四书体系化了。

四、生命的学问

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在元仁宗延祐年间被钦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教材之后，在朝野有了更为广泛的流传，影响更大。当然，一旦被钦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士子登庸利禄的工具，越到后期传统社会，就越来越僵化，削弱了原本活泼、清新、创进、健康的精神资源的价值。

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不仅是近世影响我国的最深远的著作，也是影响东亚的最深远的著作。本书传到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之后，当地的儒学专家对其有了多少不同于中国的发展，赋予了富有本土意味的创新意义，在学界有很多深入的探讨，在民间也有广泛的影响。东亚儒学的四书诠释有非常复杂多样、生动丰富的传统。

如何读四书？现在对古代经典的诠释，有一些低俗化的倾向，对于民间文化来说，浅一点是正常的，但一定要提升受众的水平，努力把“戏说”“俗讲”引导为“正讲”。

“四书学”在今天仍有勃兴之势。从近十余年来我与同仁在学校、社团、企业、媒体、地方图书馆等处讲授四书的情况来看，深感民众迫切需要，又特别欢迎，他们对四书有一种亲和感，而且能从生命的体验中、从生活的实践中加以理解。我相信，四书仍是现代中国人最好的精神食粮！

关于四书的读法，朱熹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语类》卷第十四）有人可能会说，为什么一定要按朱子的步骤呢？我们当然可以各行其是，不过，朱子的读法符合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原则。

我们学习四书，首先要疏通文句，读懂弄通每一字、词、句、段的本来意思。这还是要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借助相对准确的注疏、解释，把握原文、原意。

我们学习四书，根本上是学习如何做人做事，一定要联系实际，知行合一，修身养性，完善自我。程子曾说：“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四书章句集注》）我们不是为读书而读书，为读经典而读经典，读经典一定要与自己的身心修养，与我们的生活实践联系、贯通起来，变化气质，改过迁善，严于律己，诚心为民。程子说，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的发问当作自己的提问，把圣人的回答视作今日耳闻，自然会有所得。假如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如若我们能把四书中的话，深切求索，反复体会，再三玩味，定能涵养自我，提升境界，做好本职工作，服务大众。这样，就能做一个有尊严的人，做一个君子，改变自己，改变世界。

所以，四书要用心去读，以生命对生命，以心灵对心灵，以真诚对真诚。古代圣贤指点人，不是权威说教，而是启发员工或读者自己去领会。儒学是“生命的学问”，要体验、实践，身心合一。我们这里说的“生命”，是德化的生命。学习四书五经等典籍，要身体力行，学以致用，不能所学与所行脱节。《四书章句集注》这部书，我不知读过多少遍、教过多少遍了，反复诵读，每一次都有新的体验与收获。

总之，四书是中国人基本信念、信仰的源泉，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哪怕是乡间不识字的劳动者，也在自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四书中的“仁爱”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格言，一直到今天，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最光辉、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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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为何要读四书

第一章《大学》导读

一 大学之道 学以成人

二 内圣外王 三纲八目

三 诚意正心 修身为本

四 修己安人 治平天下

五 德本财末 以义为利

第二章《论语》导读

一 儒家、孔子及其弟子

二 《论语》及其诠释

三 核心范畴 仁学意涵

四 为政之道 德治思想

五 公私观与正义论

六 君子人格与圣人境界

七 学习的文明：为己之学

八 教育方法

九 生命体验与成就人格

十 儒学的历史地位

第三章《孟子》导读

一 孟子其人其书

二 性善论

三 仁义内在

四 仁政与民贵君轻

五 人格修养

六 亲情伦理

七 历史影响

第四章《中庸》导读

一 “中庸”原意

二 孔子的中庸思想

三 子思与《中庸》

四 《中庸》要义

五 《中庸》的政治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六 “中庸”的思维方法论及其当代价值

结语：四书与“四书学”及其现代意义

后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