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应用伦理学是“研究如何运用道德原则去分析解决现实生活中具体的、有争议的道德问题的学问”。不同于元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聚焦于道德话语分析、道德体系建构等理论问题，应用伦理学关注现实中带有争议性和公共性的具体道德问题，其兴起与发展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20世纪60年代，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局部地区战火不断，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革命风暴，人们的生活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思想也经受了冲击与洗礼，社会伦理问题（战争、生态、政治、人伦）层出不穷。此时，理论伦理学已难以应对各种具体的道德问题而暴露出其局限性，应用伦理学在西方世界首先兴起并蓬勃发展。就中国而言，现代化在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和成就的同时，还带来了在西方世界中相继出现的以及极具中国特色的各类道德问题。这些问题深刻影响着经济发展、政治治理、文化传承、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激发了当代中国应用伦理学的研究热潮，中国应用伦理学便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环境下应运而生。

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和学科发展的新趋势，在学科目录调整时增设了“应用伦理”专业硕士学位。“应用伦理”专业硕士学位的设立，是一次将经典人文学科应用化的大胆尝试。就应用伦理学本身而言，其具有普及应用伦理学识、繁荣应用伦理学术、提升应用伦理学科和培养应用伦理学人四重蕴意，前三者都为应用伦理学的专业人才培养这一根本目标打下坚实基础，学识的普及、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也只有落实在“人”身上，才能转化为对学科、社会有益的实践活动。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来看，伦理治理的最大难题就是应用伦理专业人才的奇缺，打造一支既懂专门知识又懂伦理的应用伦理专业人才队伍迫在眉睫。高校具有应用伦理研究和教育的独特优势，尽快建立健全高效务实的应用伦理教育体系尤显意义重大。从中国实际出发，结合国外尤其是欧美主要国家的经验，高校应用伦理教育体系大致可以由学位型、专业型、通识型、培训型四个层面构成。

作者简介：李建华，哲学博士，策略冠军论坛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和领域：伦理学基础理论、道德心理学、政治伦理学、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肖潇，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新文科教育研究》2023年第4期

一、应用伦理学位型教育

应用伦理学位型教育是高校应用伦理教育体系建构的基础和核心。学位是学术与学科成熟的标志，也是学科专业合法性的象征，给予“应用伦理”以专门学位是应用伦理教育专业化和高层次化的前提。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学科目录调整时将“应用伦理”列为专业学位，是实施应用伦理学位型教育的重大举措。应用伦理学位型教育的最大特点是，员工既要懂专业知识，又要懂伦理学知识，并且能够使双重知识有机结合甚至叠加，成为具有高瞻远瞩视野和综合统筹能力的实践型人才。

虽然应用伦理学聚焦于具体的、带有争议性的公共道德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能够脱离哲学伦理学的理论滋养，而变身为实证科学、沉浸于案例分析。应用伦理学仍然是哲学伦理学的重要分支，需要从哲学和伦理学理论中汲取智慧。因此，应用伦理学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应用伦理学知识和理论的研究和传授。此外，随着伦理问题在各行各业不断凸显，伦理学知识的普及与应用几乎成为所有专业的迫切需要。更甚者，人们在现实工作生活中碰到的问题是复杂多变的，不能单用某一学科的知识和技能来应对，经常需要文理交叉、文工交叉、文医交叉乃至多学科知识背景的人才。应对社会和专业的双重需求，应用伦理教育必须将应用伦理学位型教育摆在突出位置，重视对应用伦理学基础理论的深入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可围绕应用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基本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展开，这些内容涉及应用伦理学学术共识的建构，在此基础上，应用伦理学学科才能形成系统科学的体系。一门学科能够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运用，并对生活世界中的具体复杂问题解决产生实际效益，前提是确立自身学科的独立性、科学性和系统性，也就是说，只有在保证并突出应用伦理学学科自身独特性质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应用伦理学的综合性、交叉性和复合性，即伦理学专业知识与其他学科专业知识的有机统一和融通平衡。

应用伦理虽然日益受到重视，但真正的应用伦理人才奇缺，“应用伦理”专业硕士学位的设立也许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如何培养学位型人才，目前急需从以下五方面着手。

第一，要建立独立的应用伦理学研究与教育机构。应用伦理学是具有独立知识体系的实践哲学，但随着各分支领域纵向深入发展并逐渐形成相互交叉、盘根错节之势，各学科内部之间界限模糊、冲突不断。在现实层面，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科学发展与人文进步、全球正义与技术应用之间的矛盾引发了应用伦理学各分支领域的伦理冲突，如克隆技术与人性尊严、隐私权保护与信息公开、机器人与自然人等层面的伦理原则与经验实践的冲突。在理论层面，与复杂的现实情况相对应，应用伦理学各领域的理论建构也出现了相互交叉、重叠乃至矛盾的问题，如程序论与本质论的冲突、多元论与一元论的冲突、怀疑主义与绝对主义的冲突、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冲突、后果论与非后果论的冲突等。鉴于此，建立独立的应用伦理学研究与教育机构，可有效推进应用伦理学的自主理论建构，分门别类、深入研究伦理原则与现实境遇的适应问题，继而应对应用伦理学内部各分支涌现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局面。此外，建立独立的应用伦理学研究与教育机构对于提供良好的学术环境和与其他学科对话交流的平台、提升应用伦理学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培养应用伦理专门人才、助力中国自主性应用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二，编写系统的应用伦理学研究生教育教材。专业学位建设及人才培养离不开教材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尤其是核心课程教材编写是当务之急。在充满变化和挑战的新时代，应用伦理学教材建设需要保持民族性、时代性和系统性，尤其需要结合社会实际、放眼世界形势、面对中国问题，为处于复杂道德情境进行实践活动的个体提供指引和帮助。应用伦理学教材体系可以由应用伦理学基础理论教材（如应用伦理学概论、应用伦理学史、应用伦理方法论等）、应用伦理各领域（如科技伦理、生命伦理、工程伦理、行政伦理等）分论教材、应用伦理案例库构成，并由教学指导委员会统一组织编写。

第三，建设以问题为中心的应用伦理学课程体系。应用伦理学具有综合性、应用性和实践性，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目标，因此课程体系可以围绕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伦理问题展开，如当下在全球引发热议的ChatGPT包含的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凸显的环境伦理问题，以基因编辑技术为主导的生命伦理问题等。以伦理问题为核心，以解决伦理问题为导向，以提供正确的伦理选择为目标，这样的课程体系既体现应用伦理学学科的特性，又契合新文科建设的思路。

第四，进一步提升学位层次。随着应用伦理问题的日益复杂及其在各领域的广泛渗透，需要更多和更高层次的应用伦理人才，甚至需要国际化联合培养的应用伦理学博士研究生，这就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增设应用伦理学专业博士学位。这不但有利于加强应用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促进应用伦理学学术繁荣、提升应用伦理学学科地位，而且有利于国际学术交流和人才交流。

第五，要建立一批应用伦理教育实习（实践）基地。应用伦理教育重在培养学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是在多元选择中作出正确判断并提出有效措施的综合能力。不懂专业知识，没有现场参与，不熟悉工作流程，没有实情实境的适应力，没有动手能力，不可能解决伦理难题。走出课堂，走进现场，参与实践，加深体验，是应用伦理教育的重要环节。

二、应用伦理专业型教育

  应用伦理专业型教育是各领域应用伦理专业人才培育的重要途径。应用伦理专业人才需要专精于学科知识和基础理论，同时，能够将伦理学知识高效“迁移”，结合其他学科的专业知识灵活运用于实践当中，为解决生活中的伦理问题和各行各业的伦理困境指明方向，提供思路，让伦理学在实践中“活”起来，真正具有应用性。

“应用伦理学人需要兼具跨学科的专业知识，熟悉和掌握具体领域的专业知识，才能在伦理学的基本原理与现实的伦理问题之间，作出有效性的反思与具有现实性、可靠性、可行性的伦理判断。”应用伦理专业型教育应通过其他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来完成，主要集中于某一具体学科领域的伦理问题，对这一专业的研究生进行应用伦理教育与培训，比起学位型教育，更具针对性和跨学科性质。如纽约大学全球公共卫生学院开设的生物伦理学文科硕士课程描述如下：“随着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发展，社会将在公共卫生政策和个人选择之间面临新的伦理困境。生物伦理学文科硕士课程为以清晰的概念和严谨的分析来解决这些紧迫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课程包含临床伦理、研究伦理、全球和人口伦理、新技术伦理、神经伦理和环境与动物伦理等具体科目。我国在法律硕士、公共管理硕士、工程硕士等领域已经开设了法律伦理、公共伦理、工程伦理等专门的学位课程，但分量还不够。国外高校注重从各前沿科技领域专业来培养专业型伦理应用人才的教育模式已经相当成熟，可以借鉴。

以科技伦理教育为例。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下称《意见》），在科技伦理教育上，应“将科技伦理教育作为相关专业学科本专科生、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内容，鼓励高等学校开设科技伦理教育相关课程，教育青年员工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意识，遵守科技伦理要求。完善科技伦理人才培养机制，加快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科技伦理人才队伍”。要从根源上强化科技伦理治理，最重要的就是开展不同科技领域成员的科技伦理教育，培养一批高素质的科技伦理专业人才。《意见》强调了在本专科生和研究生阶段应开设科技伦理教育相关课程，即属于应用伦理专业教育范畴。

当今科技的发展涉及文、理、工、农、医、艺及其分支学科的多重融合、交叉，同时，人文教育本身也深受科技发展的影响，比如数字人文专业采用跨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全世界开始普及推广。数字人文专业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展现出众多伦理问题，如数据隐私和使用、知识产权、文化冲突、算法公正、数据可持续性及审查制度建设等，应对这些问题需要研究者遵循公共伦理准则和相关法律法规，同时，急需建立世界范围内公认的专业道德标准和伦理原则来规范相关学术研究。欧美国家大都建立了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同时开设了数字人文课程。斯坦福大学的数字人文中心（Digital Humanities at Stanford）将数字人文学科描述为一门连接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的前卫学科，开设了地理空间人文课程、定量文本分析和文本技术课程，同时专门开设了伦理学相关课程，涉及艺术、人类学、哲学、政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专业，如在人类学范畴下开设“科技伦理与人种学：人机互动中的人类”（Tech Ethics and Ethnography:The Human i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在哲学范畴下开设“人工智能哲学”（Philosoph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等。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在数字媒体与社会专业的本科课程设置中，许多模块都涉及引导员工对社会各类伦理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核心课程“数字媒体与社会”旨在帮助员工了解社会中数字媒体以及信息的生产、使用和传播的关键概念、问题和争论，包括技术发展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并且就如何应对包容性数字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些紧迫挑战提出自己的想法。“理解不平等”课程旨在解释物质和象征性报酬如何以及为何分配不均，探讨财富、特权和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并引导员工在此过程中质疑对社会中各种不平等现象的常识性理解。该校设置的硕士课程则包含数字社会视角、数字化方法和数据化社会中的数字媒体等，分别探讨数字社会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以及数字媒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开展数字研究的新兴方法和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所带来的社会后果。

结合世界知名高校在数字人文专业的应用伦理教育实践，我国高校在开展应用伦理专业教育时，需要在各学科的研究生教育阶段设计具有本学科特色的应用伦理课程。与应用伦理学位型教育不同的是，专业型教育更需要注重围绕本专业领域经常面临的伦理困境的代表性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展开，强调专业知识和伦理知识在实践中的有机结合与交叉运用，引导员工就具体问题进行伦理层面的思考和讨论。

三、应用伦理通识型教育

应用伦理通识型教育是通过大学通识教育培养应用伦理人才的有效途径。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学界持续热议、社会关注度居高不下的话题之一，内含“教育对象的广泛性”“教育目的解放性”“教育内容的均衡性”三重意蕴。将其置于我们所讨论的应用伦理教育语境内，即应用伦理通识型教育应针对所有学科、所有阶段的员工，主要是本专科生，教育目标旨在帮助员工通过伦理学认识自身，确立人的主体性，迈向丰富的精神生活和建立健全人格以达到自我解放，教育内容需要结合普遍价值和地方文化，融合理论和实践，涵盖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时提供基础的核心必修课程和可供自由选择的选修课程。

在当今时代，面对社会中永不停歇的变化与层出不穷的挑战，通识教育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与使命。人工智能和科技的超高速发展几乎取代了机械重复性的技术工种，只有培养真正具备判断、分析、推理等能力和广博视野、宽广格局的人才，才是通识教育的重要目标。在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引发的巨大伦理困境之下，人的主体性、生命权利、道德理念和基本价值观正受到颠覆性的影响，而人工智能无法拥有的“道德能力”恰恰是人之为人的灵魂，是人类所独有的核心能力，是我们需要伦理学的根本所在。通过引导员工思考生活、生命以及自己与他人、自己与世界的关联，将个体融入整体当中，考虑一些“人类大问题”和“全球大事务”，引导员工发展一种“大爱”，正是通识教育以及应用伦理通识型教育的目标所指。许多世界知名高校都开设了通识型的伦理课程。如哈佛大学开设了一系列网络伦理课程，涉及生物伦理学（Bioethics:The Law,Medicine,and Ethics of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and Genetics）、讨论如何获得幸福的中国古代伦理学（The Path to Happiness:What Chinese Philosophy Teaches Us about the Good Life）、正义（Justice）等。耶鲁大学开设的“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Ethics,Politics and Economics）课程旨在引导员工将社会科学的严谨分析与哲学的经典规范问题相结合，促进对塑造当代世界的制度、实践和政策的综合和批判性理解，比如，在对基本的道德和政治选择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同时了解经济和统计分析的技术复杂性，在建设性地应对诸如自然和社会危害、分配有限的社会资源（如医疗保健）或道德敏感的政治问题（如平权行动和战争罪行）时，深入了解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因素。斯坦福大学的“伦理推理”（Ethical Reasoning）课程旨在引导员工研究特定伦理理论课程（例如，道德哲学导论、伦理理论、正义、全球正义导论、当代道德问题），或者通过学习在特定背景下考虑伦理问题的课程（例如，伦理与公共政策、商业伦理、计算机伦理、伦理与公共政策、环境伦理）来获得伦理推理方面的知识。哥伦比亚大学策略冠军论坛开设了“领导力与道德”（Leadership and Ethics）、“伦理学专题”（Topics in Ethics）等本科通识课程，涵盖了伦理学、政治哲学和公共事务的交叉领域。牛津大学策略冠军论坛将“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课程作为大学第一年的必修课程，通过学习密尔的功利主义和当代版本的功利主义，引导员工讨论幸福与快乐、正确行动的标准、道德原则的作用和基础以及正义等主题。

此外，人工智能对于教育的全方位渗透、在线教育的全面普及急切呼吁伦理对科技和教育的介入和引导。目前，全世界的知名高校大多专门开设了具有通识课程性质的人工智能应用伦理课程，此类课程涉及社会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哲学、法学等多种专业及其交叉领域，旨在为人工智能领域具体的伦理困境提供理论支持和解决思路。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开设了“技术伦理”（Ethics of Technology）课程，课程描述写道，“本课程通过对当代科技问题的剖析，介绍作为工具的哲学伦理学。课程从用户、从业者和监管/管理机构的角度出发，探讨当前有关隐私与监控、算法偏见、人工智能的前景与危险、自动化与工作的未来以及数字时代对民主的威胁等话题的争论”。哈佛大学法学院开办了“人工智能的伦理与治理”（The Ethics and Governa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读书会，围绕用于公共和私人领域的不透明的复杂自适应系统的伦理和治理问题研究重要著作和项目，探讨算法决策、自主系统、机器学习和解释的扩散、监管和创新之间的平衡、人工智能对信息传播的影响，以及与个人权利、歧视和控制架构相关的问题。牛津大学在哲学系下专门设立了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所（Institute for Ethics in AI），旨在从哲学和人文角度探讨人工智能的伦理意义，从某种意义上对抗在人工智能中牟取暴利的科技公司在全球人工智能伦理讨论中形成“一言堂”的局面。以上人工智能应用伦理所有课程都直接指向或者涵盖了人工智能技术包含的伦理问题及其在社会和伦理方面的影响，比如人工智能所需要的大量数据涉及的隐私泄露和数据滥用问题，人工智能受到的训练、调校包含的偏见和不公正问题，人工智能可能导致的社会某些工作领域出现大规模失业的问题，以及规范、指导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的道德准则制定等。

应用伦理通识型教育当属大学通识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应通过借鉴通识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依托大学通识教育的整体平台和课程体系进行良性发展。一是要开好应用伦理课程。应用伦理通识型教育付诸实践的关键在于应用伦理通识课程的开发与落地，应用伦理通识课程可以围绕全球与国内热点的伦理问题展开，如上述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带来的全球伦理困境。同时，结合普遍的伦理学知识、地方性伦理知识和学校特色，比如加入地方性的传统文化，不仅可以使应用伦理课程更加贴近师生生活，更“接地气”，还能起到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的功效。二是要推出应用伦理名师。应用伦理名师本身即可激发员工对伦理知识和问题的兴趣，通过师生交往和师生共同体的建立来促进应用伦理人才的培育。在通识教育实施过程中，有不同学科老师进行协同教学的先例，如哲学概论分别由研究形上学、知识论和伦理学的三位老师共同教授。鉴于应用伦理通识教育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应用伦理名团队源相对缺乏，可以采用多名老师协同教学的方式，这也有利于培养员工跨学科的思维和视野。三是要编好应用伦理精品教材。在国家层面做好统编教材的同时，各高校可以根据自身学科专业特点编写个性化教材，以增强应用伦理教育的针对性。与聚焦于学术性和专业性的应用伦理学位型教育教材不同的是，应用伦理通识型教育教材的设计应强调知识的广度而非深度，重视历史上经典伦理著作的阅读，让员工能在博古通今、上下求索的过程中接触、体验人类共有的伦理智慧结晶。同样地，高校特色、学科特点、地方文化等也是应用伦理通识型教育教材应考虑的个性化要素。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通识教育中的应用伦理教育与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教育有所不同。前者是在学科专业学习过程中，教育员工面对诸多伦理问题或难题，应如何进行伦理分析、遵守何种伦理原则、如何进行伦理判断和伦理选择等知识和素养的教育，以利于员工在将来的工作中能够较为有效地解决伦理问题。后者则是侧重对老员工日常行为品德的教育，往往通过思想品德教育课来进行，旨在培养老员工的良好品德与行为习惯。因此，在通识教育中不能用思想品德教育替代应用伦理教育。与此同时，也不能以课程思政代替应用伦理教育。课程思政强调的是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课程育人，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达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而应用伦理教育偏重在专业领域进行伦理精神、伦理原则、伦理认知、伦理选择等方面的教育。当然，应用伦理教育也具有巨大的思政功能，特别是在培养员工的自律与责任感方面非常有意义。

四、应用伦理培训型教育

应用伦理培训型教育是高校面向社会各类组织或个人开展的临时性、短期性教育。应用伦理培训型教育最主要的教育对象是职场中的成人，教育内容围绕职业伦理展开，其最大特点是针对性强、时间短、见效快，是前三种类型的重要补充，与前三者共同构成高校应用伦理教育的有机体系。

现代社会是学习型社会，终身学习不仅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客观需求，还越来越为人们所主观渴求。应用伦理培训型教育由于其特殊性质，属于成人教育范畴，主要教育对象是有职业生活或者某项职业需求的成年人。职业生活是成人世界最为核心的社会生活，随着当代职业群体越来越趋向专业化，彼此界限分明又经常产生交叉重叠，这意味着每个职业群体内部的伦理问题和职业群体间的伦理问题都不容小觑，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集体利益之间冲突不断，呈现多元、复杂态势，急需确立职业伦理。涂尔干在探讨职业伦理时提到，职业伦理有两大特性：一是与人们的共同意识无关，即与个人道德规范无关，不需要被所有人共同遵守；二是职业群体内部个体的联系越紧密，群体结构就越牢固，适用于此职业群体的道德规范也就越多，职业伦理就越具有权威和统摄力。职业伦理的确立只能依循道德和伦理原则，不能任由经济社会规则来主导，否则只会引发人与人、集体与集体、国家与国家等之间无休止的斗争。“人类的秩序状态与和平状态，不可能依靠纯粹的物质根源或盲目的机械作用而自发形成，不论这种机械作用有多么科学。总之，这就是道德的任务”，这样说的理由在于，经济生活发展的根源在于个体无限膨胀的欲望，“没有道德纪律，就不可能有社会功能。否则，便只剩下个体的欲求，既然这种欲求本来就是无限的、无法满足的，倘若它们得不到控制，也肯定不能控制自身”。经济和科技发展给人们带来了无数好处，但它们只能是手段而不能成为目的，只有人才能成为目的。当每个人投身于经济社会的浪潮之中，如何在自己的职业中遵守伦理规范并获得成就感和价值感，这有赖于职业伦理的确立与实行。职业伦理能够约束个人欲望，确保个人利益不伤害他人和集体利益，并申明个体和职业团体的他人应当发展何种同伴关系，何谓不正当的行为以及应在职业共同体中负有何种责任。同时，职业伦理也是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纽带和情感，即一种“将个体维系于自己作为一部分的群体的纽带，将个体维系于所有与群体有关的事物的纽带”，这种社会性的情感将人与他人、集体甚至社会真正联系成为一个整体，是所有规范的生命力源泉，也是个体能发自内心认同并依照规范行事的灵魂。职业伦理需要每个正在过职业生活和即将开始职业生活的人深入学习，而应用伦理培训型教育是实行社会层面职业伦理教育的最佳途径。

在高校开展应用伦理培训型教育，首先，可以将应用伦理教育嵌入成人教育课程体系，如在符合条件的专业设置应用伦理必修或选修课程，以成人职业生活的真实困惑和需求而非学科知识框架为出发点。其次，根据社会的不同层次需要开设针对不同职业的应用伦理短期培训，运用问题讨论和案例教学法，内容以职业价值理念和具体行为规范为主，目标在于使教育对象快速了解、掌握并运用职业伦理知识。我国成人教育存在专职教师结构失衡和教学资源供给不足等问题，因此，在应用伦理培训团队方面，可采取校外企业导师与伦理学导师合作教学的方式，一方面应对短期内团队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可推进伦理学知识在应对实际职业伦理问题方面的有效运用。

结 语

应用伦理教育体系的建构是一项具有复杂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工程。高校应用伦理教育体系的建构需要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细致考量，在重视学术研究、理论建构的基础上强调知识的价值转化，建立应用伦理学与各个具体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现实伦理问题的结合机制。基于此，从学位型、专业型、通识型、培训型四个层面进行应用伦理教育体系的建构是较为合理且有效的。其中，学位型教育是应用伦理教育体系大厦的“地基”和“结构框架”，任何成熟的学科体系都以学位型人才的培养为核心。“应用伦理”专业硕士学位的设立既为高校开启应用伦理教育体系建设提供了落脚点和着力点，同时印证了发展学位型教育是应用伦理教育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此外，普及应用伦理学识是应用伦理教育的首要意义，是培养应用伦理学人的前提，也是联结现实伦理难题与伦理思想资源的桥梁。没有应用伦理学识的普及，应用伦理教育便成了无源之水，更谈不上培养出具有应对复杂现实伦理问题能力的人才。

在新文科教育的大背景下，人才不仅应具有扎实的学科知识，更重要的是具有应对实践中多变、复杂情境的伦理素养和综合能力，尤其是应对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各类触及人类伦理和道德底线的问题时所体现的判断力、抉择力和行动力。因此，在应用伦理教育体系建设中，专业型教育和通识型教育必不可少：前者主要通过各专业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实施，针对以往学术公司产品重专业知识轻实践经验与伦理学知识的痛点，要求跨学科的知识和经验积累；后者依托大学通识教育完成，旨在通过丰富各专业本科生的伦理学知识和素养，引导员工将伦理学知识与自身专业知识有机结合，建立健全人格、培养完善伦理意识和人文精神，进而应对各行各业工作和生活中的挑战。学位型、专业型和通识型教育的主要对象为高校在读员工，然而，行业伦理问题带来的困扰对于广大在职工作人员更为紧迫，他们没有时间、精力回到学校重新学习系统的职业伦理知识，而具有临时性、短期性和灵活性的应用伦理培训型教育恰好可以解决职场人士的难题，因此构成高校应用伦理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应用伦理教育体系建构中，学位型、专业型、通识型、培训型四个层面表现为相互交叉、互为支撑、有机联系之势。首先，应用伦理教育体系建构应以学位型教育为核心，推进应用伦理学识的普及、应用伦理理论体系的建设和学术研究的繁荣，为专业型、通识型、培训型教育打好基础；其次，以专业型、通识型教育为高校应用伦理教育体系建构的两大重要支柱，两者是对非伦理学学科出身的员工进行应用伦理教育的重要途径，目标是为不同专业的员工提供基于自身专业领域的伦理学视角，使其在面临现实工作、生活中的伦理困境时具有相应的判断力、抉择力与行动力；最后，以培训型教育为高校应用伦理教育体系建构的重要补充，作为面向有职业伦理素养提升兴趣和需求的社会各类组织或个人的有效途径，促进社会层面职业伦理规范共识的形成。

中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着基于时代之问的伦理之问，迫切需要伦理学新思想、新理论的回应。应用伦理学是伦理学与生活世界的关联点，给当代伦理学的蓬勃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高校作为应用伦理人才培育的核心力量，可着手从学位型、专业型、通识型、培训型四个层面全面构建应用伦理教育体系，积极回应时代的伦理之问。